风水，一向是历代帝王为地宫选址的最重要根据，明神宗万历皇帝同样也在意这一点。但是，他选择的地宫位置却并不是很好，令人费解。在明朝，自从明成祖朱棣把皇陵选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后，以后的明朝皇帝也都把地宫选在了天寿山附近。不过，明神宗时期，由于水利失修等原因，天寿山附近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甚至已出现了有的皇帝的地宫被水浸泡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地宫选址的大忌。
可以说，天寿山附近已经不适合作为修建地宫之所了。但明神宗依然把地宫定在了天寿山附近的大峪山。
不仅如此，在开凿地宫时，当工匠们挖掘到地宫棺床位置的时候，遇上了一块大如屏风的巨石，这与我国古代的风水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在开挖地宫时，无论是挖出水脉还是挖出石头，都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
这件事情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大臣在朝廷内大肆宣扬，并向明神宗请求惩罚把万年吉地定在大峪山的官员。
但明神宗依然力排众议，继续在大峪山修建地宫，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既然成祖已经把皇陵地宫的位置定在了天寿山，那么他就应该遵守祖制，才算尽孝。其实谨守孝道仅仅是表面的原因，若深究来看，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明神宗此举是故意与朝廷大臣赌气、作对。明神宗10岁登基称帝，拜张居正为宰相。皇帝年幼，不能亲自决断政事。因此，当时的明朝，内有太后做主，外有张居正主事。
张居正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发展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更是促进了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张居正又是教导明神宗的老师，每天都负责给明神宗讲课。
一开始，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但后来，为了能使自己的改革措施贯彻始终，让皇上成为一代明君，张居正对明神宗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明神宗因此产生了不满。到明神宗20岁这一年，张居正病逝，朝中曾经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压的大臣们纷纷反攻，弹劾张居正。本来就心怀不满的明神宗顺势抄了张居正的家。也就是在这一年，明神宗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或许正是因为童年时代一举一动都受到大臣的干预，明神宗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因此，虽然地宫位置并不好，但大臣们越反对，他就越坚持。
然而，大峪山真的不是一块风水宝地，明神宗死后，明朝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灾难。明神宗之后继位的历代皇帝当政时间都很短，几乎各个都是短命鬼。尤其是明神宗的儿子明光宗，继位28天就突然去世了，那时，明神宗还没有出殡。
如果明神宗万历皇帝地下有知，不知是否会为自己当初的固执而后悔?
万历皇帝下葬姿势是什么 ？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下葬姿势是跟风水有关的“北斗七星”姿势，不同于一般的平面仰卧方式，而是侧卧的方式，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呈一种在历史学家看来是奇异的姿势。在中国的风水学中，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要有这样地形气场都好的风水坐向，才是帝王们安住的地方，“北斗七星”的下葬方式由此得到了最据科学的推测。后来万历皇帝的尸骨不幸毁于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考古学家们才得出结论，明帝朱翊钧的“侧卧式”成都墓地敛葬姿势，确是极为罕见的，也许是“七斗星葬式”，明帝葬式密码一下的到了破译，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此基础上，考古家对这种葬式的作了这样的分析——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在中国古代，“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在明史中有记载，“天子之居，谓之紫宸”，“天子”是封建帝王的封号，他们不同于凡间的百姓，认为是上天派他们到人间的主宰， “君权天授”、“天人合一”是帝王的思想，皇帝死了，当然就是“升天”了。
万历十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万历皇帝转变如此彻底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由于对文官集团失望，一说是肥胖症导致）。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馀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万历中后期长达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准和六不准。
万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的比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监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矿监的出现是万历下旨从此天下可以开矿了，初衷并非与民争利，由此矿监才派出。太监把经念歪了，闹得乌烟瘴气。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后万历终止太监出宫敛财，但是矿禁却取消了。无疑从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参见《儒家文明》）从新事物的成长角度来看，有适当的冲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长壮大的。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
明朝万历皇帝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导致了几十年不上朝
这一点，在万历的皇陵，被打开后，有了答案:“棺椁被打开了，万历皇帝的尸骨呈现在人们面前，考古人员将里面的陪葬品一一取出，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那就是万历皇帝之所以几十年不上朝，是因为他是个残疾人。人们发现，万历皇帝的双腿根本就不一样长，而且相差还不小呢，所以鉴定的结果是他可能是因为残疾而走不了路。大家会问走不了路就不能被人抬着去吗？可能是万历出于自尊心考虑而不愿意吧”。
万历皇帝为什么一直不上朝
一、原因：
1、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
2、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3、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4、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迷恋。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好酒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二、简介：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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