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的观念,方法来源是六爻和八卦,并结合天干地支和九星运用于实践之中。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占据''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得到天人合一的最佳风水效应。
风水图
风水的哲学基础,阴阳观念。
阴阳学说是风水学的指导思想,他将宇宙世间万物分为阴阳两大类,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全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和转换。
《易经》 中的阴阳
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在《易经》中得以充分体现。《易经》八卦中的阴卦和阳卦,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念出八种基本物质形状,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八卦和64卦几乎都是由阴卦和阳卦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在《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关于阴阳的概念,把阴阳看成宇宙间一切事物运转变化最基本的原因,《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慨括为''一阴一阳之渭道'',认为为阴阳是''道''的基本内涵。《易经》这意思是中国哲学诗诗史上重大飞跃。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最早的阴阳概念是十分朴素的,指的是日光的向背。随着认识的深化,古人渐渐把对阴阳理解延伸,用阴阳来解释某些当时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所以阴阳成为一种标示,两种抽象属性哲学范畴,用于概括一切具有这些矛盾属性的事物。
山为阳,水为阴,在动物界,雄为阳、雌为阴。天道有阴阳,地道有刚柔,人道有仁义。在人类社会中君为阳,臣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因阴。总之,宇宙的一切都是由相互对立的阴阳组成,卦有阴阳,这些都是对客观世界中阴阳描述和反映。阴阳既可以表现相互对立的事物,也可用来分析一切事物内部所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向外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降了,寒冷的,晦暗的都是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世界与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相对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展,发生变化以及消亡的根本原因。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风水图
天人合一思想与风水的起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风水文化的指导思想,其实,只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风水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环境文化,讲究安居,要选择山环水抱生气旺盛''藏锋聚气''之地。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汉代董仲舒等书者的阐述,到宋朝得到成熟,并且结构建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以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概念和总结,也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所谓''天'',就是指无所不包的''自然'',天、地,人合一也就是人要融于自然才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的实际就是人要有最,最有效的利用自然环境,按照天道运行的方式生活,寻找最好的自然条件,或者改造第地最为协调,以达到人与自然融合的境地。我们的祖先还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嘛,国外人都是中国人的智商是最高的。这点我们中国人非常赞成。
风水之道
在古代,对人类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居住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居住环境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发展。古人在选择地形时,通常选用要讲究''山环水抱'',''藏锋聚气'',符合''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才能产生''地灵人杰''的风水效应。''风水''一词最早见于东晋郭璞所著的《藏书》中:''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气乘风则散,见水则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郭璞首次明确的风水概念,指出安居必然选择''生气''旺盛,''藏锋聚气''之地,所以后人尊郭璞为风水鼻祖。
所谓''风'',就是指空气流动的形象;''水''指的是水流;''气''就是指地气与空气,肉眼看不到虚无之气。''气''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概念,也是风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和方法都是围绕''聚气''这个问题而展开的。符合''藏锋聚气''的要求应该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就是:背面要有靠山,前面远处要有低伏的小山,左右两侧有砂山环抱,明堂要宽阔,并且要有曲水环抱。这是最理想的环境模式,在限制应用的时候,只要后面的地势和建筑比前面的高,左面的地势或建筑比右边的高,并且明朗开阔,那么就具备了''藏风聚气''的条件。
风水起源的小故事:传说一些有传承的风水派系内尊九天玄女为风水术的宗师;九天玄女是道教的女神仙之一,传说他曾经帮助黄帝打败蚩尤,把百姓从困苦中解救出来,并传给皇帝《阴符经》、《三宫秘略》、《五音权谋》之书,其中包括风水学。古时候的事,现在如今无法考证,就让他们众说纷纭,消失在历史滚滚长河之中。活在当下为幸福生活努力吧。
普洱茶的历史起源是怎样的?
感谢邀请回答问题!普洱茶为何叫做普洱茶?普洱茶的由来:历史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整个云南缺少食用盐,只有普洱有盐井,因此茶农去哪里把茶叶卖啦换回来食盐用,做茶的人全部都去哪里交易,茶叶因此叫做普洱茶。
普洱茶当时是晒青,有时候遇到雨季茶叶受潮湿就会在马背上自然发酵成熟茶,这就是熟茶的来历,后有人便于携带,就按照计量单位做成2.5公斤一桶,每片357克,这就是七子饼的来历。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清朝的时候全国都要往朝廷进贡茶叶,云南的茶叶也要进京,一般都是晒青茶。
有一年也和往年一样用马帮运茶叶,茶叶用竹楼盛着,周围用桑皮纸包起来顶上用油布盖起来。这一年春季多雨,沿途全部是下雨到京城客栈的时候打开一看,茶叶已经变色发黑,有的还霉变了。
贡品茶坏啦是要杀头的,所有人都在客栈不敢交付贡品,就等死啦。
这个时候一个押运的官员就说,大家把茶叶凉干,就对皇上说这是今年的新品,反正都是死。
大家也只好这样做,在客栈把茶叶晒干,就去交贡品茶。接到贡品的官员不敢怠慢,留给皇上泡上茶叶送上去啦。
这几天皇上吃的太油腻,胃肠也不舒服正在犯愁,太医也没有办法。听说云南的贡品茶到了,还是新品就喝啦。看到茶叶汤色如琥珀色,还有一种醇香味,皇上就喝下去啦。喝下去不就胃肠开始蠕动,感觉浑身舒服,龙颜大悦就问这是什么茶?
随行的官员面面相觑,不敢说话,以为皇上降罪。旁边的大臣看在眼里,马上出来解围,启禀皇上这是新品还没有名字,请皇上赐名。
皇上沉思一会,好茶普度众生,就取一个普字,云南有洱海,取一个洱字,就叫普洱茶吧。
从此这种茶叶就叫做普洱茶。
“万”姓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万(Wàn)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是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周朝有大夫受封于芮国(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城南,姬姓诸侯国,公元前640年为秦所灭),史称芮伯。春秋时,传至芮伯万,曾一度官至周王朝司徒,但后因芮伯万宠姬太多,便被母亲芮姜赶出国去,住在魏城(今山西省芮城),其子孙以祖父的字“万”为氏。 2、亦出自姬姓,以祖父的字“万”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夫毕万,乃毕公高之后,因辅佐晋献公有功,受封于魏(今山西省芮城北,原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功灭,把他封给了毕万),又称魏万,其子孙以祖父的字“万”为氏,称万氏。 3、出自他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载,南北朝时北魏有鲜卑族复姓叶万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为汉字单姓万氏。一说代北(泛指汉、晋代郡和唐以后代州以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省北部一带。)三字姓万纽于氏改为万氏。又据《齐东野语》载“方臣山,名岳,为南仲丞相,幕客赵父名方,乃改姓为万”。方岳乃宋理宗赵葵的参议官。 4、其他源流。史载,周武王因“以万人而服天下”,其后就有人以“万”为姓氏。 5、古代有弈叶的人,曾居住在阴山北面的万纽于山,他的后代以居住地为氏,取山名的第一个字“万”作为姓氏。 得姓始祖:芮伯万。周初,成王封同姓族人姬良夫于芮(今山西省芮城和陕西大荔一带),遂建芮国。芮国是一个诸侯国,其国君人称芮伯,芮伯传至春秋时,出芮伯万,因其宠姬众多,风流成性,致使母亲芮姜极度不满,将其驱至魏城(今山西省芮城)。其子孙有以万为氏者,称万姓,并奉芮伯万为万姓得姓始祖。
土默特左旗的云氏家族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土默特左旗,土左旗云氏的来源: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在青海仰华寺封格鲁派活佛索南措为大来(三世),后三世大来转世到阿拉坦汗家中,为大来四世,名云丹嘉措,因为崇尚黄教,阿拉坦后代名中始用云字,清朝土默特地区汉化程度加深,云字逐渐固定为姓氏。土左旗云姓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血统。
丁姓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一,姜太公的儿子吕伋,他的谥号是“丁”,其子孙中一支,就以“丁”为姓氏。
二、三国时孙权的一个亲戚孙匡,因为违反军令,被孙权改姓“丁”。
三、北宋有个叫于庆的人,为攀附宰相丁谓,改姓“丁”
四、明初,西域一个少数名族,族人名字中都有“丁”字,其部分族人到中土生活后,就以“丁”为姓氏。
蒙古族的起源历史是什么?
蒙古族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很晚的事情,众所周知,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奠定了蒙古族的形成,我就不多说了,但要弄清蒙古族的起源,关键的不是知道成吉思汗的历史,而是要弄清楚所谓的蒙古族出现以前,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族是些什么人?
事实上,蒙古人并不是今天被叫做蒙古高原的那个地方的土著人群,13世纪蒙古人崛起以前,蒙古高原上活跃的人群主要是说“突厥语”的突厥人、回鹘人等等,但随着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的崩溃,说突厥语的人群大量向西迁徙进入西域和中亚,蒙古高原上的人口锐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权力真空地带,我们看辽朝和宋朝对立的时代,蒙古高原上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说,即是蒙古高原在这一时期严重衰落的表现。
那么蒙古高原上说突厥语的人群大量西迁以后,原本生活在今天东北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诸部人群开始西迁进入蒙古高原,因为当时一方面突厥语部族大量离开蒙古高原,另一方面室韦诸部身边的契丹人又强势崛起,在被契丹人的挤压之下,室韦诸部不得不向没有强大力量的蒙古高原迁徙。而室韦诸部的语言相近,他们说的话大多类似于今天的蒙古语,所以11世纪以后,蒙古高原的人群结构发生了巨变,由以前的说突厥语的诸部族变为说蒙古语的室韦系诸部族,室韦系诸部没有“统一”的实体,人群中间也没有统一的共同体观念,各自为政的同时,也各有各的族群认同。有的是游牧部族,有的是森林狩猎部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内部各有认同,比如克烈部、塔塔儿部、蒙兀部等等,其中蒙兀部就是后来统一蒙古高原的蒙古部的前身(名称一样,只是汉字的音译不一样而已)。
那么11世纪以后到13世纪蒙古族形成以前,蒙古高原上的室韦系诸部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称称”呢?是有的,虽然室韦系诸部人群没有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但由于他们的语言和风俗非常接近,和他们交往的突厥人和契丹人都把他们看做是一类人,突厥人把他们叫做“鞑靼”,契丹人把他们叫做“阻卜”,其中“鞑靼”这种叫法比较流行,后来中原汉人也这么叫他们。
最后,蒙古部以武力征服蒙古高原上的各室韦系部族,建立统一的政治实体,此后所有的室韦系诸部的人群都开始把自己称为“蒙古人”,所以后来的蒙古人,并不是只有最初被称为“蒙兀室韦”的那部分人,而是差不多所有的室韦系部族都把自己叫做蒙古人,他们开始了有了自我的共同体认同。在别人看来,蒙古人和鞑靼人是相同的,但蒙古人却很反感鞑靼这个名称,因为“蒙古”代表的是各部族的统一和成吉思汗伟大事业的荣耀,而鞑靼则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名称,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小叶紫檀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小叶紫檀的历史起源是什么?国人爱木头是自古以来的事儿,痴迷、热爱、生活中处处都是木头。小叶紫檀在木头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从古时候到现在的地位就没变过——“帝王之木”。为什么是帝王之木?和历史起源也是有关系的。
中国古代认识和使用紫檀木始于东汉末期,晋。崔豹《古今注》有记载,时称“紫檀木,出扶南,色紫,亦谓之紫檀”。明代(公元1368——1644),紫檀为皇家所重视。海上交通的发展和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这对中国庞大的统治集团来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在《红木国标》中确定的红木树种中,紫檀为红木之首。紫檀坚实厚重,木质细腻,密度较大,棕眼较小,稳定性优,纹理漂亮,韧性好,耐雕琢,多产于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以印度小叶紫檀为最优,其余各类檀木则被归纳在草花梨木类中。紫檀木色呈深紫,历来为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价格昂贵,居各木之首,被称为“帝王之木”。
清代的时候,小叶紫檀的家具已经被垄断成为宫廷专用。当时还特别设立了专门采购紫檀的部门,可以见得小叶紫檀的火爆程度。从海上交通的发展加上郑和下西洋,这一来一回的贸易中,就不伐有紫檀木。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喜欢古典传统家具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紫檀家具变成中产阶级使用、收藏的宠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部分小叶紫檀的首饰,除了以儿孙福为代表的三大名檀外,多为民间古老的制作粗造小叶紫檀家具而贩制,大部分为假冒小叶紫檀商品,这点尤其要注意!
大量的紫檀木进贡,对于中国庞大的统治集团来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明朝政府又派官赴南洋采办。随后,私商贩运也应运而生。到明朝末年,南洋各地的优质木尤其是紫檀木,几乎全被捆载而去。
截止到明末清初,率当时世界所产紫檀木绝大多数尽汇集于中国。清代所用紫檀木全部为明代所采,有史料记载,清代也曾派人到南洋采过紫檀木,但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紫檀木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明代采伐殆尽,清时尚未复生,来源沽竭,这也是紫檀木为世人所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凡任何一种实用物件,只要用的人讲究起来,就会超凡脱俗,更有甚者能成为流芳百世的传世古董!而小叶紫檀也不例外,在经过历史的沉淀以及文人墨客的咏颂,融入浓厚的艺术,就能成为一个非常特别高雅的收藏级艺术品!
重庆的毛血旺有什么历史起源吗?
毛血旺乃磁器口名特三绝之一。民间有言子:到磁器口不吃毛血旺,等于没到磁器口。
相传,民国初,通南大巴山有一放木筏排子的张老幺带了一帮穷兄弟,顺通江、渠河放木排下重庆,一路上斩波劈浪的艰辛就不用说了。那晓得,放至磁器口,正遇上杜枯水时节,九石缸坝把木排档住,木排就搁在河坝,无论怎样也划不出去。眼看要到重庆城却遇上这等事,大家都着急。更为着急的是带的口粮已快没有了。一连几天,大家都以木排上仅剩的一点白豌豆充饥。张老幺在木排上是老大,便上岸来想办法弄点吃的。
那时候,磁器口码头上热闹非凡。水码头舟楫如林,泊岸的有粮船、菜船、牲畜船、竹木船、瓷器船、杂货船、薪柴船、家船、囤船、打渔船等等;码头上的河街统是楠竹捆绑的竹棚,有米市、菜市、猪市、水果市、铁货市、木竹市、杂货市、鸡鸭蛋市、碗铺、煤栈等等。
张老幺得上岸来,听见河街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特别是卖烧腊的吆喝声、小炒的锅铲声令他直吞口水。他好久没有沾油荤,听不得这些声音,听见了,就饥肠蠕动。
张老幺走着走着,忽听见一阵杀猪声,于是循声走去。
水码头一隅,开有好几家屠宰房,天天杀猪。那些时候,猪的心肺、大肠等下水以及猪血之类的东西大都是不要的,满宰房扔。
张老幺走到一家屠宰房前,见一妇人从门里出来,便拱拳施礼,说:“大姐,小人姓张,只因放木排于贵码头被困,现粮食已吃完,想讨些不要的猪下水来充饥,如何?”
这家宰房的掌柜姓王,妇人是王掌柜的媳妇。巧的是妇人也姓张,名王张氏。王张氏是个爽快人,一听来人也姓张,击拳一笑:“兄弟,老天有眼,这么巧碰上我了。我也姓张,说不定五百年前我们还在一口锅里舀饭吃呢!”忙进去征得公公王掌柜的首肯,出来送了些猪下水和刚接的猪血给张老幺。张老幺大喜,千恩万谢,说是遇上贵人了。
王张氏赶忙道个万福回礼说:“兄弟,这些都不是值钱的东西,不用如此施行厚礼。你若是不嫌弃,明日再来取就是了。”说罢,回身又随手拿了两根筒子骨出来,送与他,“光是猪下水和猪血,没有几多油水,这点筒子骨拿去熬点汤喝,也壮壮筋骨。”
张老幺一路兴高采烈,踩着晃晃荡荡的跳板上了木排,赶紧舀了江水把筒子骨熬上。熬上汤后又觉只是一锅汤不能填饱肚子,便放了些白豌豆进去。待汤熬好,再把洗净的猪下水切成片下锅。因天冷,阵阵江风凉身,几个嗅到汤香的伙计自作主张在锅里放了些海椒、花椒。起锅时,张老幺把猪血成块入汤,放一撮盐,便一人舀一大碗吃开了。这一吃,感觉味道好极了。汤鲜,血旺嫩,猪下水可口,白豌豆入嘴成粉汁,且麻辣暖身。众人都说,这锅大杂烩,胜过皇帝老儿的御宴。
自此,张老幺天天去王家宰房找王张氏讨猪筒子骨、下水、血旺,提回木排与白豌豆同煮熬,吃得木排上的众伙计乐不思蜀。
一来二往,张老幺和王张氏也厮混熟了,王张氏便把张老幺认做了兄弟。她有时到江边洗衣裳,也上木排来看看,木排上的伙计有衣裳脏了就顺便收去洗洗。有回,王张氏上木排来,正碰上张老幺他们开饭。一人一海碗,吃得满头大汗。张老幺见姐姐来了,请她用饭。她先百般推迟,见众伙计吃得欢天喜地,直喊香,忍不住端上碗尝了一口。这一尝,碗就放不下了。王张氏一口气吃完,觉得妙不可言,忙向张老幺讨教这大杂烩如何烹调的,回去也好给公公、丈夫熬一锅来尝尝。
张老幺不好意思说:“这些都是下力人迫与无奈,胡乱弄的,说出来岂不让姐姐见笑。”
于是,张老幺把大杂烩的烹饪方法一一告知。
王张氏得以指点,回去后按照此煮熬了一锅,晚上开饭时置与桌上。一家老小吃了都喊好,公公王掌柜更是拍案叫绝,在饭桌上直夸儿媳妇巧手,说这些下脚料原本是宰房扔了的东西,经这一烹调,却成了上等佳肴,若是开一家这样的汤锅馆,定会生意兴隆。
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张氏听罢公公在饭桌上随意说的话,便动了心。心想,宰房每天都有猪下水、猪血、扔了也可惜,何不废物利用,开家杂碎汤锅铺,做点小生意,找点私房钱,也可补家用。当晚,王张氏将想法禀告与公公王掌柜。王掌柜听了当然支持。
王张氏是个能干人,且急性子,第二天就置办了些家什,几经张罗,便在磁器口过街楼附近开了家专卖杂碎的汤锅小铺。每天定时到屠宰房,用圆形小木盆接鲜血备用。
王张氏在铺门前做了一个土灶,置一足有二十寸的大锅,锅中倒扣一大瓦钵,头晚便把筒子骨放入锅中,滴上少许聚森茂酿造作坊出的白醋,然后倒一木桶清甜的嘉陵江水,拍几块老黄姜,放入适量的白豌豆,将汤熬至乳白色。半夜披衣起来,把早已洗净的猪血、舌、肺、大肠切成块、片下锅,加入制好的糍粑海椒花椒及五味调料,盖上锅,文火煨。早起,到宰房接了新鲜的猪血(也就是俗称的毛血旺)回来,用酒醋以去掉生血味;然后用翻滚的骨头汤将血旺激熟,这叫“挂印封候”。毛血旺这东西怪,越煨,越入味,越鲜嫩。一锅毛血旺杂碎汤锅就这样做成了。
一大清早,磁器口的吊脚楼、青石板路还罩在淡淡的晨雾中,王张氏业已围上雪围腰开始了铺门,热气腾腾的汤锅色泽红亮,满街飘香,令人驻足。
当年的磁器口,既是嘉陵江下游重要的物资聚集地,也是重庆城著名的水陆通道,南下北上的船只停泊在这里,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在这里打尖、歇脚、做生意,很是热闹。一些赶路的脚夫、撑船的老板、水码头的下力人、走街串巷的小贩,都喜好来买上一碗热腾腾的毛血旺杂碎汤,或蹲在街边单吃,或来一大碗帽儿头佐饭,或来个单碗酒,吃得酒醉饭饱,好不惬意。一碗毛血旺杂碎汤仅三个制钱,真是物美价廉。毛血旺嫩而爽口,杂碎油而不腻,白豌豆耙和化渣,汤香辣烫嘴,味道鲜美,一碗下肚,通体大汗,暖人身心。最为关键的王张氏做生意豁达,童叟不欺,无钱的实在饿了,讨一碗也给。
久而久之,王张氏的毛血旺杂碎汤,成了水码头一方大众名特小吃,一些社会贤达、富商大户、文人墨客也常慕名来品尝。四乡八码头的绅粮还乘上滑竿来吃。抗战时,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每每傍晚或假日,便三五结伴从沙坪坝顺江边徒步走到磁器口,以品尝王张氏的毛血旺杂碎汤而为一大快事。
若干年后,有好事的对毛血旺作了一番考证竟语出惊人:王张氏的毛血旺不仅鲜美可口,且常吃还能壮体养人。说,猪在牲畜中与五行中的水相对应,性平。血,可归原生血:心,可补养血亏、肾虚;舌,可健脾增人食欲:肺,可疗肺虚咳嗽;肠,可治气虚补肾,疗膀胱和肠道功能虚竭;骨,可壮筋骨。这一说,弄得王张氏的毛血旺名扬四方,常常一锅毛血旺不够卖,老早就打烊关铺门。
淮南牛肉汤历史起源是怎样的?
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64年,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其招贤纳士、著书立说,携门客“八公”撰写了中华名著《淮南子》。
相传,王府御厨刘道厨艺高超,刘府上下均称其“老刘头”。淮南王于八公山上炼制仙丹,可佳肴送到山上时早已凉而无味。老刘头看到淮南王凉膳充饥,日渐消瘦,不禁冥思苦想,终出一策。老刘头率众家丁杀牛取骨,甄选十余种滋补草药及卤料熬制成醇香味美的汤汁,并备好牛肉、粉丝等配菜与汤汁一同担上山去。由于油覆汤表,久热不散。淮南王尝后赞不绝口,牛肉汤便成刘府秘膳,后流入民间,代代相传。
千百年后《 五代十国公元957 一960 年间赵匡胤兵困南塘》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赵匡胤据兵淮南八公山南塘地,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守将刘仁瞻军纪严明,守城如命,尽管赵部顽强作战,仍屡攻不下久之,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赵匡胤反被兵困南塘。当年淮南地方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把自家耕牛纷纷宰杀掉,煮成大锅汤,送入赵营,官兵喝后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攻破寿春城,(公元959 年),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了龙基,始终忘不了淮南牛肉汤,后来在民间把淮南牛肉汤传为“神汤” ,又传为其“救驾汤”。
传统宁波商人的历史起源是什么?
宁波商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宁波商帮对中国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远至唐宋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红帮裁缝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 1949年以后,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教育传统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川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 “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 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商帮代表包玉刚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 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 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3 商业经营 编辑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西药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电影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 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5 商儒一体 编辑 1933 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6 宁波帮特点 编辑与时俱进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商文合一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 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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